据《惠州西胡志》记载：“范孟博祠在丰湖书院东，记东汉党人范滂，知府夏献铭奉命筑。”又《树三遗集》曰：“光绪丙戍春，梁节庵（梁鼎芬）先生主讲丰湖，因集郡人士，建后汉范孟博先生祠于书院东。”考东汉惠州邑而未郡，范滂也没有逾岭到广东。从表面上看，在惠州为范滂立祠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实际并非如此。

　　范滂，字孟博，东汉汝南人。据《后汉书·范滂传》记述：滂少清节，为州所里服，举孝廉为光禄四行（光禄是官职，四行是指敦厚·质朴·逊让·节俭）。桓帝时，冀州大饥，朝廷使范滂按察冀州，滂高风亮节，有澄清天下之志，所到州境，州令望风解印绶而去。东汉末年，朝中大兴党狱，范滂因肃贪倡廉得罪了一些朝中大吏，遂被诬为党人系狱，灵帝建宁二年（169年）被诛。其母与谤诀别时曰：“你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命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谤跪受教，再拜而别，时年仅三十三岁。

　　中国封建皇朝录用人才的方式，是两汉举孝廉，两晋讲门第；唐宋兴科举，明清给银纸（银票）。特别是到清朝中后期，官场腐败，吏治黑暗，虽然形式上还实行科举取士，但封建士大夫和学子只把它当成敲门砖。能真正在科场考上功名的固然有之，但也有相当一部份富家少爷，绔纨了弟平时不用功，科场中屡屡落第，就让家里拿着银票捐官。捐得一官半职后又千方百计将捐官的钱捞回来。这些人的实际水平和能力如何，翻开清代学者吴敬梓写的《儒林外史》和李宝嘉写的《官场现形记》就可知道。

　　官场上和科场上的腐败影响了当时的学子，使他们讲究吃喝玩乐，无心仕进。根据这种情况，梁鼎芬讲学丰湖时整顿学风，为就读丰湖书院的学子树立一个揩模。孔子是“圣人”，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与学子距离太远，遂选了东汉的范谤。因为范谤是两汉“举孝廉”取士的典形，他的“四行”和高风亮节，澄清天下之志品质，很符合封建士大夫的标准。这就是惠州知府夏献铭和梁鼎芬要在丰湖书院兴建范孟博祠的原因。

　　范孟博祠建设规模不大，正门有一副石刻的由梁鼎芬手书的楹联。楹联曰：“气节重东汉，英灵壮西湖”。上联是要求丰湖书院的学子要象东汉的范滂那样重气节，讲“四行”；下联是期望学子以范滂为榜样，用功读书，学成后干一番大事业，为西湖壮色。新祠建成后，惠州进士江逢辰写了一篇《祭范孟博文》。祭文曰：“越千载而祭公兮，当鉴余之精诚。唯公气节凛凛兮，实予能知公之生平。公为汉党魁兮，浩气上薄乎云霄。……十常侍专擅兮，坠王纲而横骄。豺虎肆虐天下兮，惟公特立而峻尧。少负澄清之志兮，长竟遭乎钩党。……慨哲人之云亡兮，百世犹为坠泪。维新祠之奕奕兮，丰湖之滨。”江逢辰在这篇《祭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范滂的高风亮节和把他树立为惠州学子楷模的意义。《祭文》评说千古，荡气回肠，难怪梁鼎芬赞扬江逢辰时，说“行尽江山见此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