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诗人刘克庄游惠時，曾写下一首表露出对北宋朝中党争不满的诗，诗曰：“一州两迁客，无地顿奇才；方送端明去，还迎博士来。”诗中所说的“端明”是苏轼，曾为端明殿学士；“博士”是唐庚，曾为宗子博士。刘克庄在诗中将苏轼和唐庚视为奇才，并对他们在北宋绍圣及大观年间受党争拖累，先后被贬来惠州表示同情。在中国历史上，除北宋的熙丰党和元祐党之争外，较为著名的还有东汉宦官集团制造的党锢之祸；唐朝士族党和庶族党之争；南宋庆元党案；南明吴、楚两党之争等，都与惠州历史“迁客”拉上关系。

（一）

       党争之祸，古已有之。早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就告诫其弟子曰：“君子群而不党。”以党为不良名词，故世多以党争为戒。至后汉，朝中宦官集团为了巩固己得利益，兴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较大规模的党狱。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述：“建宁二年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瑀、颖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皆为钩党，下狱死者百余人。”这就是东汉宦官集团为排斥异己，把不同政见者诬为“钩党” 。在被诬为钩党下狱死者百余人当中，有一个名叫范滂的人，虽然他没有来过惠州，却被前清惠州知府夏献铭和丰湖书院山长梁鼎芬树立为惠州学者的楷模，并在丰湖书院东侧湖边建孟博祠祀之。

     范滂，字孟博，东汉汝南人。据《后汉书．范滂传》记述，范滂少年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为光禄四行（光禄是官职，四行是指敦厚、质朴、逊让、节俭）。汉桓帝時，河北冀州大饥，朝廷使范滂按察冀州。范滂高风亮节，有澄清天下之志，所到州境，州令望风解印授而去。东汉末朝中大兴党狱，范滂因肃贪倡廉得罪了朝中宦官，被诬为钩党下狱，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被诛。范滂与母亲诀别時，其母对范滂曰：“你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命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范滂跪在母亲面前受教后，浑泪再拜而别，时年仅三十三岁。

     中国封建皇朝录用人才的方式，曾有几句順口溜：两汉举孝廉，两晋讲门第；唐宋兴科举，明清讲银纸（银票）。特别是在清朝中后期，官场腐败，吏治黑暗，虽然形式上还实行科举取士，但封建士大夫和学子只把它当成敲门砖。能真正在科场考取功名固然有之，但也有相当一部份富家少爷、绔纨子弟平時不用功，在科场中屡屡落第，就让家里拿银票捐官。他们捐到一官半职后，又千方百计将捐官的钱捞回来。这些人的实际水平和能力如何，翻开清代学者吴敬梓与的《儒林外史》和李宝嘉写的《官场现形记》就可知道。

      官场上和科场上的腐败，影响了当時国内学子，致使他们讲究吃喝玩乐，无心仕进。根据这种情况，清光绪年间，梁鼎芬讲学惠州丰湖书院，大力整顿学风，并设法为惠州学子树立一个楷模。孔子是圣人，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 ，与学子的距离太远，遂选中了范滂。因范滂是两汉“举孝廉”的典形，他的“四行”  、“高风亮节” 和“澄清天下之志”品质，很符合封建士大夫的标准。这就是惠州知府夏献铭和梁鼎芬要在丰湖书院建范孟博祠的原因。

     范孟博祠建设规模不大，正门有一副梁鼎芬手书的石刻楹联曰：“气节重东汉；英灵壮西湖。”上联是要求丰湖书院学子要象范滂那样重气节，讲“四行” ；下联期望学子用功读书，学成后干一番大事业，为西湖壮色。新祠建成后，惠州进士江逢辰写了一篇《祭范孟博文》曰：“越千载而祭公兮，当鉴余之精诚。唯公气节凛凛兮，实予能知公生平。公为汉党魁兮，浩气上薄乎云霄。……十常侍专擅兮，坠王纲而横骄。豺狼肆虐天下兮，为公特立而峻尧。少负澄清之志兮，长竟遭乎钩党。……慨哲人之云亡兮，百世犹为坠泪。维新祠之奕奕兮，丰湖之滨。”江逢辰在这篇《祭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范滂高风亮节、澄清天下之志以及将其树立为惠州学子楷模的意义。《祭文》评说千古，荡气回肠，难怪梁鼎芬赞扬江逢辰曰：“行尽江山见此才”也。

（二）

    入唐后，唐朝的官员出身大体有二：一是门第士族出身，二是及第庶族出身。虽然讲门第是两晋遗风，入唐后已每况愈下，但门第士族出身的官员还是自以为高贵，看不起及第庶族出身的官员。为此，这些士族出身的官员互相结为朋党，对庶族出身的官员进行排斥和打击。但庶族出身的官员也不示弱，他门以“同年”（同年登榜）及师生关系结成另类朋党，在朝中互相推举、互相袒护，与士族党进行激烈的争斗。其中最著名、历時最久的是“牛李党争” 。

　　所谓“牛李党争” ，就是以牛僧孺为首的庶族官员与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官员之间的争斗。牛僧孺进士及第出身，李德裕以门荫入仕途；前者重科举，后者重门第。他们之间的斗争始于唐宪宗，终于唐宣宗，前后争斗了四十多年, 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话题。在此期间，一忽儿牛党得势，排斥李党；一忽儿又李党得势，排斥牛党。如同时在朝，李党赞成的事，牛党必然反对；牛党赞成的事，李党亦复如是。每议政事，是非蜂起，议而不决，连当朝圣上都感到束手无策，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在此期间，惠州先后迎来了在党争落败及被拖累的牛僧孺、郑亚这两名迁客。

　　牛僧孺，甘肃灵台人，唐贞元元年进士，唐宪宗时与李宗闵对策条陈弊政，以方正敢言进身，累官御史中丞。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宰相裴度荐李德裕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接着大和四年吏部侍郎李宗闵亦引荐牛僧孺为兵部尚书, 同平章事。从此牛僧孺和李宗闵结为朋党，与李德裕为首的另一朋党在朝中互相排斥。

　　唐文宗大和四年十月，西川节度使郭钊因病上书求代，牛僧孺为逐李德裕出朝，遂奏请调李德裕代郭钊为西川节度使，出镇蜀州。当時，西川边境维州原是唐朝领土，后为吐番所夺。据守维州番将悉怛謀闻李德裕镇蜀，遂叛吐番，献城归唐。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牛僧孺怕李德裕立功，遂对唐文宗曰：“吐番近来与我修好，约罢戍兵，若接纳彼叛人 ，必责我失信；若驱万骑而来，几日可达，咸阳震动，京城且守备不暇。”文宗本来懦弱，被牛僧孺一说，不禁胆怯起来，乃饬李德裕归还维州，缚悉怛謀遣回吐番。吐番执叛将悉怛謀立诛之，极备慘烈。李德裕闻之，不胜叹息，西川监军王践亦谓朝廷失计。唐文宗闻讯，亦责牛僧孺失策。僧孺愧不自安，向唐文宗上表请罢，遂以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另征李德裕入朝。

    李德裕入朝为相后以牙还牙，大肆排斥“牛党” ，对牛僧孺穷追猛打。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昭仪节度使刘从谏儿子刘稹谋反被诛，李德裕上表唐武宗，说刘从谏大和年间入朝已有劣跡，時牛僧孺执政，不但不把刘从谏留住，反纵其出京，致使其心轻朝廷，归后益骄；刘从谏死后儿子刘稹谋反，实牛僧孺之罪。接着孔目官郑庆又奏说牛僧孺常与刘从谏通讯，从谏每得僧孺书疏阅后皆**毁，内有不可告人目的。唐武宗听完两人所奏，不为所动。后来李德裕得河南少尹吕述书，说牛僧孺听到刘稹被诛后出声叹息，遂把吕述书上奏。武宗阅后大怒，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九月贬牛僧孺为汀州刺史，十一月复贬循州（惠州）司马。会昌六年二月，唐武宗崩，唐宣宗立；八月，贬居惠州一年多的牛僧孺得以内徏衡州，后召回京迁太子少师，大中二年（公元848年）病逝，享年六十九岁。

   郑亚，河南荥阳人，少年聪悟绝伦，文章秀发，身体魁梧，有“伟丈夫”之誉。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郑亚及第后又中明经等科，才华出众，被任为史馆修撰。唐武宗会昌年间，御史中丞李回推荐为给事中，当時牛僧孺和李德裕各自结为朋党，在朝中互相排斥，郑亚是李党中人。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二月唐武宗崩，唐宣宗立，因素恶李德裕，登位之日即罢李德裕相，外放荆南节度使，第二年郑亚亦被外放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其時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被郑亚聘入幕府，一起前往桂州。

     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九月，原江都令吴湘的哥哥吴汝纳入朝讼其弟罪不该死，说会昌五年李绅和李德裕相表里，欺罔武宗，枉杀其弟，乞召江州司户崔元藻对辨。为此，唐宣宗敕御史台复查此案，结果一如吴汝纳所言，遂再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越年二月，桂管防御观察使郑亚亦坐不能白吴湘之冤，被贬为循州（惠州）刺史。郑亚帶着妻子及儿子郑畋在惠州居住了约三年，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在惠州病逝。

     所谓“吴湘冤案” ，是指唐武宗会昌五年，淮南节度使李绅查办江都令吴湘盗用程钱粮，及强娶所部百姓颜悦之女一事。由于当時牛李两党争斗，李绅和李德裕素恶吴湘之父，遂公报私仇，将吴湘论罪当斩。当時议者多诉吴湘之冤，谏官亦请复查。经监察御史崔元藻等复查，发现事有出入，遂对李德裕曰：“湘盗程钱粮有实。颜悦本衢州人，尝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与前狱异。”李德裕听到后恶崔元藻实言，贬其为江州司户；本案亦不再复查，即按李绅所论处死吴湘。当时郑亚任职刑部，因有别的案件要办而没有参加此案复查，加上他本身是

　　李党中人，于情于理都不可能白吴湘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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