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入宋后，宋仁宗景祐三年，宰相吕夷简执政，礼部员外郎范仲淹对他用人多出其门提出异议。吕夷简遂诉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遂被落职知饶州。时欧阳修见范仲淹被指责引用朋党被贬，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文章进上，为落职的老友辨护。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然臣谓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尽管欧阳修在这里否定了孔子“君子群而不党”之说，为“朋党”正名翻案，但那時仅有“朋党”之议，但无两党对持局面。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情况就大大不同。

    事情的起因是入宋后宋皇朝为了维护其政权稳定，玩弄了“杯酒释兵权” 把戏，纵容交出兵权的官僚地主大肆盘剥农民；再加上外有辽国和西夏侵扰，至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至宋神宗继位，积弊愈深，直接威胁宋皇朝的安全。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王安石、吕惠卿等以学者见信于宋神宗，遂力主改革旧弊，创立和推行新法，但却遭到司马光、文彦博等守旧大臣的反对。为此，朝中遂出现了以王安石、吕惠卿为首的新党（后称熙丰党）和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的旧党（后称元祐党）在朝中对持。原先他们对持的焦点是推行新法和反对新法，目标都是为了巩固皇朝的统治。但后来发展为各走极端，在朝中互相攻击、互相排斥，没有明确的施政目标，完全为了各自党派利益。他们之间的争斗从宋神宗开始，历宋英宗、高太后、宋哲宗、宋徽宗等六帝后。虽然宋徽宋在大观四年八月诏戒朋党，但越年又把宰相张商英列入元祐党籍，罢知亳州。直到“靖康之变” ，金兵入侵，京师沦陷，北宋灭亡，才醒悟过来，但已为时过晚。在这长达五十多年的党争中，失败和被拖累流贬的官员不计其数，在绍圣和大观年间被先后贬来惠州的苏轼和唐庚就是其中两位著名的受害人。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北宋嘉祐二年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苏轼知湖州期间，御史李定等以“乌台诗案”诬苏轼谤讪新政，并将其系狱；同年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元丰八年，宋神宗崩，年幼的宋哲宗继位，改元元祐，由高太后临朝听政。因高太后政见倾向元祐党，故苏轼得以礼部郎中被诏还，累官端明殿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元祐九年（1093年）四月，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因哲宗政见与高太后相反，素恶元祐党人，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来之邵又沿袭“乌台诗案”時李定等人故伎，指责苏轼起草制诰诏命时“讥刺先朝” 加以弹劾。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朝廷诰命下达：苏轼落二职（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二职）、追一官（取消知定州一官），以左朝奉郎知英州军州事；八月行至当涂，奉告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苏轼贬居惠州前后三年，写下诗词160首、文章（含书信）326篇，促进了惠州与中原文化交流。同時苏轼还主持兴建了东新、西新二桥，造褔惠州人民；又建白鹤峰新居和葬侍妾王朝云于西湖栖禅寺旁，给惠州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物。绍圣四年六月，苏轼被再次贬往海南儋州。元符三年五月朝廷大赦，苏轼于六月量移廉州，九月改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十一月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越年五月，苏轼北归行至真州，因瘴毒发作而病倒，六月上表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病卒常州，终年六十六岁。

    唐庚，字子西，四川眉山人，绍圣元年举进士，稍后为宗子博士；時张商英为宰相，荐其提举京畿常平。张商英本熙丰党人，因与蔡京议事不合，政和初被殿中御史余深等弹劾，说他在元祐年间想依附元祐党人司马光，遂著文吹捧司马光为周公；司马光死后又撰祭文为其歌功颂德。時宋徽宗正恶元祐党人，遂诏斥张商英“秉承机政，议论反复” ，并将其列入元祐党籍，罢知亳州。在此之前，唐庚被视为张商英的门下客，于大观四年（1110年）先窜惠州。

　　唐庚贬居惠州前后六年，初居惠州舍人巷（今柏子树下附近），后迁城南沙子埗李氏山园（今子西岭），来往西湖山水之间。唐庚为文精密，通于世务，居惠期间常与梅蟠等惠州名士唱和。南宋吕荣义在《唐眉山先生文集序》中称：“（唐庚）谪居海表，流离困苦盖六年而不返，然身益穷而文益富也！”也就是说，唐庚贬居惠州六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時期。他在惠州写诗185首，作文45篇，由南宋郑康佐编入《唐子西文集行》世，入清被《四库全书》著录。政和五年九月，朝廷大赦，唐庚被召还，官复承议郎，提举上清太平宫。宣和初，唐庚返蜀省亲，不幸病卒途中，時年五十一岁。

（四）

    北宋的元祐党案过去不久，南宋的庆元党案又复起。所谓“庆元党案” ，是指南宋庆元年间韩侂胄、京堂相继为相，专政朝中，于庆元三年（1197年）掀起一场延续三年多的党狱。他们为了排斥异已，把朝中不同政见者赵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等五十九人列为“伪学奸党”一并坐罪；将《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被列为禁书。庆元六年（1200年），临安大火，三日不息，焚毁民舍五万三千余家。这样罕见的火灾连宋宁宗也感到惶恐，以为是上天对他施政昏庸的惩罚，遂下罪已诏。此時京堂已死，韩侂胄也自悔党禁，从官张孝伯、陈景恩等亦劝韩侂胄勿为己甚。为此，宋宁宗乃下诏追复赵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等官，一场延续了三年多的“庆元党案”落下帷幕。在这场“庆元党案”坐罪的五十九人中，宰相则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人；侍制以上则有朱熹、彭龟年、徐谊等十三人；还有余官、武臣、士人等四十二人。而宰相坐罪中的第二号人物留正，就是曾经在惠州“卜筑水濂 ”读书 ，后被惠州人招为女婿的留正。

    留正，字仲至，福建泉州人，少年游学惠州，与博罗张宋卿读书石埭山水濂洞（今红花湖公园入口处），后娶归善人徐敦实女儿为妻，遂居湖上。留正成为惠州人女婿是颇具传奇色彩的，据《惠州府志》记述：“留正，泉州人，游归善。徐敦实梦中庭有元龙泳水，明日正谒，因苦疥，掬水以盥。实见之，不殊作梦，延正训子弟，以第三女妻之。”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留正中进土，授南恩州阳江尉（今广东阳江）；乾道年间知循州（今广东龙川）；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孝宗退位前擢其为右丞相，历孝宗、光宗、宁宗、父子孙三朝，而任职时间主要在光宗朝 。

     据《宋史．留正传》称，留正任职丞相期间“谨法度，惜名器，毫发不可干以私。”宋孝宗也赞留正曰：“真宰相也！”不过，就留正本人而言，当这三朝丞相也不是一帆风顺，曾经三起三落：先是恥与姜特立共事，反对其任左丞相而冲犯宋光宗，待罪六和塔；其次是为了调和宋孝宗和宋光宗父子之间矛盾，被宋光宗遂出宫门，待罪浙江亭；嗣后在光宗太子继位问题与左丞相赵汝愚等意见不合，怕卷入政治旋涡而离宫出走；最后为遏制佞臣韩侂胄弄权被列为“伪学奸党”罢相，通判杭州。直到庆元六年临安大火，宋宁宗下罪己诏，留正才得以恢复官职，越年封魏国公兼观文殿大学士。开禧二年（1206年）七月，留正病逝，终年七十八岁。

　　据明．吴高所撰《惠州修路记》中曰：“郡治之南，辟为通衢，状如十字…交衢西北曰‘元辅’，以丞相留正第宅在焉。” 也就是说，留正故居在今步行街口邮电局附近。留正自绍兴十三年（1143年）中进士后举家离开惠州，其岳父徐敦实逝世后曾返惠州拜祭，据《惠州府志》记述：“留登进士，敦实葬外水；正展拜，大风吹墓松如答拜，俗称答拜松。”徐敦实所葬的“外水”和“答拜松”均在惠州城区北郊梅湖。留正逝世后遗下三个儿子，曰：恭、丙、端，皆为尚书郎。其中长子恭，字伯礼，号惠爱，寓意爱惠州也。其孙元均，后来通判惠州；元长，后来与白玉蟾同师陈泥丸，成为宋代著名的罗浮道士。

（五）

     自南宋“庆元党案”后，至明季，又出现了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与朝廷对持了近五十年。顾宪成原是明万历后期的吏部侍郎，因坚持“无嫡立长”而冲犯了明神宗而被罢官返回老家无锡，遂在无锡东林书院开坛讲学。东林书院门前有一副楹联写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这副楹联中，就可以知道东林党的宗旨是读书和议论朝政，与朝中二党争斗的性質不同。

    明朝中央政权崩溃后,明桂王朱由榔于清顺治三年(1646年) 在肇庆监国，改元“永历”，史称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李元允秉国，时称“南明五虎”的金堡、袁彭年、刘湘客、丁時魁、蒙正发皆依附李元允，外结桂林留守瞿式耜，号称“楚党”。而安文侯马吉翔与大学士朱天麟、严起恒、吴贞毓等，外结庆国公陈邦傅,号曰“吴党”。两党中君子小人混杂，在小朝廷内互相排斥，互相打击。首先“楚党”的金堡劾“吴党”庆国公陈邦傅十大罪状，涉及安文侯马吉翔。陈邦傅亦奋起反击，上疏揭发金堡阴事，说他知临清時投降流贼,受其伪职。两党在朝中争斗，搅得人心惶恐。永历帝见状，命“吴党”朱天麟与“楚党”和之，但“楚党”不买账，联手遂朱天麟。永历帝见两党大臣水火不相容,遂命他们一起到太庙结盟。但因他们党派成见太深,最终不能和解。

    永历四年（1650年），永历帝将小朝廷迁往梧州，命李元允留守肇庆。为此，吴党中人吴贞毓乘机劾楚党“五虎”把持朝政，担误国事。永历帝也感到金堡等人连续驱逐三位宰相，为事过甚，遂杖戍金堡、丁時魁、蒙正发、刘湘客四人，仅剩袁彭年因前時反正归明有功得以幸免。对于那个被杖戍的金堡，就是后来成为岭南高僧，并与惠州结下不解之缘的澹归和尚。

　　澹归和尚俗名金堡，字道隐，明崇祯十三年进士，前明曾知临清，南明任兵科给事。他因“党争”被永历帝杖戍清浪卫不久，适遇清兵南下，遂窜入桂林茅坪庵剃发为僧，法号性因。清顺治九年往广州拜函昰（惠州博罗高僧函可师兄）为师，更名今释，字澹归。康熙元年（1662年），前明大学士李永茂之弟舍丹霞山旧宅为别传寺（今名丹霞寺），请澹归和尚为主持，开堂说法。清康熙初，澹归和尚托砵流连惠州，与郡人叶维阳、叶维城、姚子容、龚章等交往甚密，经常在叶维阳的兼园内（今城区十一小学西侧山岗上）结社集会或游湖唱和，并将与惠州名士一起唱和的诗集为《鹅城唱和诗》编入其《遍行堂集》。康熙十九年（1680年），澹归和尚说偈端坐而逝，時年六十七岁。澹归和尚圆寂后安葬在丹霞山海螺峰下，其所撰《遍行堂集》藏在丹霞寺附近山洞。乾隆四十年（1775年），藏在山洞的《遍行堂集》被官府发现，因集中载有反清复明和触犯時忌的言论，引发了一场文字狱，株连寺僧五百余人。此后《遍行堂集》连同《鹅城唱和诗》一起被列为禁书而在内地佚散无存。

    入清后在清初诸帝中，雍正帝对“朋党”的危害了解最深，曾亲撰《朋党论》明令禁止在朝中结党营私。乾隆初，鄂尔泰、张廷玉两相秉国，因两人的政见、嗜好不同，他们的门下客渐至分朋引党，暗中争斗。乾隆帝发现后屡降明谕，引用雍正帝的《朋党论》戒之。鄂尔泰逝世后，其门下客翰林学士胡中藻性多狂悖，不听劝告，树张廷玉等为“朋党”寻仇，多方攻击，语多讥刺。乾隆帝知道后大怒，正其罪而诛之，鄂尔泰亦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此后终清一代，朝中再无“朋党”争斗。（原载《惠城文史》2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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